江澄怀

“拔刀向你,刃向我。”

李重光/陪我走完这最后一小时吧。

[2017.01.26/江澄怀]


“五十八,五十九……”
“阿四,陪我走完这最后一小时吧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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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是迟疑地看向我,那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在面对我的要求时所出现的犹豫。
扔甩在三轮车顶棚的军绿色棉麻帘布被那只麦色大手卷下来,翻帘盖落的那一瞬,我们目光相遇,交汇。也是在帘隙之间,我才发现,连同他眼睑旁忽地颤拧的刀疤也像是拼劲全力地在试图挽留。
我闭上眼,车轮与石板路间的翻滚摩擦咯嗒在耳,匆急的颠簸中又混杂着他的喘息与抽噎。双手在车扶上牢牢稳抓,再次感受到的却是,浑身上下流动翻涌的血液一次又一次向着胸膛击进的跳动。——阿四,你知道吗。直到今日我才发现,原来我活了十七年…
就是为了这一个小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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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李重光,是香港巨商金利源老板的独子。
是他四十岁才有的唯一的儿子。和所有投来的羡艳目光中所看到的一样,我含着金汤勺出生,在我爹这个风雨不侵的保护伞下,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个养尊处优的小少爷。
但在我这儿,李玉堂,这个叫出来会让港督和所有在港商人都会给分薄面的名字。不仅是把风雨不侵的伞,更像是被金丝盘扎的顶罩,让我连一方天地也窥不得。

也因为这个,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交心的朋友,但若硬是要讲,还是能够说出两个。
第一个是阿四。
他与我年纪相仿,是个黄包车车夫,眼睑旁有块差不多巴掌长的刀疤,不过这并没有遮掩住他眉眼间的憨厚与善良。他是我的哨兵,会在我读禁书时偷偷放哨,以免我被我爹抓包,他也是会在我爹扬掌挥下时第一个挡在我身前的盾牌。

第二位朋友,是我的老师。
他和我爹相识,大概是从我记事起就已经相识的老朋友了。陈叔叔他留过洋,没有长辫,利落的短发梳成两份,七分三分。他的腰背很直,是个以笔作枪炮的文人,中国日报社社长。他笔下的字体刚毅遒劲,刊印的文章也是,我都见过。
其实他和我爹一样,总是护着我。我知道,不仅是为了遵守我爹那个“只出钱不出力”协议,还为了这么多年来欠我爹的人情。
而他所有将要刊发在白底纸面上的方正字体里,出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“革命”。
我的一生,其实就是要从那两个字说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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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的前一天晚上,风很大,还携着细雨。
我和一群陌生的革命人士拥作一堂,挤在陈叔叔并不宽敞的仪事间内。也许是墙壁与墙壁间的局促,他的声音在两壁来回反射中尤为响亮。
“抽到签的人,明天就要当孙先生的替身。跟我走最后一段路。这段路不管牺牲多少人,我们都要坚持一小时。这那一段路坚持越久,孙先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与十三省的代表筹划武装起义,为了这四万万同胞的希望。”
“是谁抽到了?是谁?”
所有人都不知道,这只签是我的开始。“是我。”
陈叔叔却一个箭步冲向我,挥着杆子就要赶我走。没了半点文人的儒雅形象,只是忙不迭地嘶吼着不行,说我不懂。因为我是李玉堂的儿子,因为我是独子,因为他答应过我父亲绝对不把我牵扯进来。
是,我不懂。我不懂为什么历史的洪流将整个中国都卷进来,我却要苟且求安?因为我是李玉堂的独子?但革命的目的,不就是反对封建旧礼教,人人平等?
“若我不能死,他们能吗?如果因为我是李玉堂的儿子,你要重新抽签,那你自己跟他们说!你告诉他们!”

而那只签,也是李重光的结束。
行动前的最后一小时,父亲如惯例在书房休息,我替他披盖好外套,不作声响地调慢了他的怀表。这样他还是会如惯例被怀表叫醒,如惯例去商行。皆如惯例,他在那个钟头里会有个好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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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么!少爷不能去啊!”
“不能去啊!”
“阿四,你知不知道,我们为了今天打算死多少人?”
他拉扯又嘶吼,双手用着最大的力道紧紧箍住我的双臂宣告着,“我不知道!”五十八,五十九……怀表的金属盖盒贴覆在手心上,穿透汗水这种介质传来的嘀嗒竟异常明晰。
“阿四,陪我走完这最后的一个小时吧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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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车轮正顺着台阶一阶阶地滚下去。
我知道奉清廷之令追杀孙先生的人正一步步走来。
我知道我即将死去。
“阿四,我记得你以前说过,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,梦到的全是阿纯。”
“我闭上眼,是中国的明天。”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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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糙但是不打算改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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