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澄怀

［2017.01.26／江澄怀］

“五十八，五十九……”
“阿四，陪我走完这最后一小时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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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是迟疑地看向我，那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在面对我的要求时所出现的犹豫。
扔甩在三轮车顶棚的军绿色棉麻帘布被那只麦色大手卷下来，翻帘盖落的那一瞬，我们目光相遇，交汇。也是在帘隙之间，我才发现，连同他眼睑旁忽地颤拧的刀疤也像是拼劲全力地在试图挽留。
我闭上眼，车轮与石板路间的翻滚摩擦咯嗒在耳，匆急的颠簸中又混杂着他的喘息与抽噎。双手在车扶上牢牢稳抓，再次感受到的却是，浑身上下流动翻涌的血液一次又一次向着胸膛击进的跳动。——阿四，你知道吗。直到今日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活了十七年…
就是为了这一个小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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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李重光，是香港巨商金利源老板的独子。
是他四十岁才有的唯一的儿子。和所有投来的羡艳目光中所看到的一样，我含着金汤勺出生，在我爹这个风雨不侵的保护伞下，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个养尊处优的小少爷。
但在我这儿，李玉堂，这个叫出来会让港督和所有在港商人都会给分薄面的名字。不仅是把风雨不侵的伞，更像是被金丝盘扎的顶罩，让我连一方天地也窥不得。

也因为这个，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交心的朋友，但若硬是要讲，还是能够说出两个。
第一个是阿四。
他与我年纪相仿，是个黄包车车夫，眼睑旁有块差不多巴掌长的刀疤，不过这并没有遮掩住他眉眼间的憨厚与善良。他是我的哨兵，会在我读禁书时偷偷放哨，以免我被我爹抓包，他也是会在我爹扬掌挥下时第一个挡在我身前的盾牌。

第二位朋友，是我的老师。
他和我爹相识，大概是从我记事起就已经相识的老朋友了。陈叔叔他留过洋，没有长辫，利落的短发梳成两份，七分三分。他的腰背很直，是个以笔作枪炮的文人，中国日报社社长。他笔下的字体刚毅遒劲，刊印的文章也是，我都见过。
其实他和我爹一样，总是护着我。我知道，不仅是为了遵守我爹那个“只出钱不出力”协议，还为了这么多年来欠我爹的人情。
而他所有将要刊发在白底纸面上的方正字体里，出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“革命”。
我的一生，其实就是要从那两个字说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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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的前一天晚上，风很大，还携着细雨。
我和一群陌生的革命人士拥作一堂，挤在陈叔叔并不宽敞的仪事间内。也许是墙壁与墙壁间的局促，他的声音在两壁来回反射中尤为响亮。
“抽到签的人，明天就要当孙先生的替身。跟我走最后一段路。这段路不管牺牲多少人，我们都要坚持一小时。这那一段路坚持越久，孙先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与十三省的代表筹划武装起义，为了这四万万同胞的希望。”
“是谁抽到了？是谁？”
所有人都不知道，这只签是我的开始。“是我。”
陈叔叔却一个箭步冲向我，挥着杆子就要赶我走。没了半点文人的儒雅形象，只是忙不迭地嘶吼着不行，说我不懂。因为我是李玉堂的儿子，因为我是独子，因为他答应过我父亲绝对不把我牵扯进来。
是，我不懂。我不懂为什么历史的洪流将整个中国都卷进来，我却要苟且求安？因为我是李玉堂的独子？但革命的目的，不就是反对封建旧礼教，人人平等？
“若我不能死，他们能吗？如果因为我是李玉堂的儿子，你要重新抽签，那你自己跟他们说！你告诉他们！”

而那只签，也是李重光的结束。
行动前的最后一小时，父亲如惯例在书房休息，我替他披盖好外套，不作声响地调慢了他的怀表。这样他还是会如惯例被怀表叫醒，如惯例去商行。皆如惯例，他在那个钟头里会有个好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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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么！少爷不能去啊！”
“不能去啊！”
“阿四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们为了今天打算死多少人？”
他拉扯又嘶吼，双手用着最大的力道紧紧箍住我的双臂宣告着，“我不知道！”五十八，五十九……怀表的金属盖盒贴覆在手心上，穿透汗水这种介质传来的嘀嗒竟异常明晰。
“阿四，陪我走完这最后的一个小时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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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车轮正顺着台阶一阶阶地滚下去。
我知道奉清廷之令追杀孙先生的人正一步步走来。
我知道我即将死去。
“阿四，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，梦到的全是阿纯。”
“我闭上眼，是中国的明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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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糙但是不打算改了。